世界环境日|公审孟山都判决出炉：生态屠杀、危害环境、健康与食物权、威胁科学独立性

食物主权按

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，今天我们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：以转基因为代表的化学农业造成农化产品使用量大增，颠覆生态、危害环境、食物和健康，甚至损害了全球各地的农业经济体系。

2016年10月，数百名来自五大洲的农民、律师与环保运动者在五位专业法官主持的民间审判孟山都法庭（Monsanto Tribunal）上，陈述这家美国农化大厂的种种罪行。经过6个月的审理，法官们于4月18日再度齐聚海牙，“判决”孟山都有四大罪状。虽然该法庭不具有执行权，但其过程都符合规范有法可依，其最大意义是世界民众在法律层面证实了孟山都的众多罪恶，也使人认清它所主导的转基因农业与自己的利害关系——除了严禁转基因外都没办法逃脱这种危害。

孟山都法庭公布审判结果，孟山都有罪。左起为人权法与环境法专家Dr Orellana 以及其他五位法官（出处：孟山都法庭）

文章来源：台湾上下游，作者郑杰忆为上下游驻意大利特约记者。链接：https://www.newsmarket.com.tw/blog/94359/

为配合读者阅读习惯，部分字句有改动。 

正文

如果叙利亚政府确实动用化学武器，导致成千上百的平民与幼童伤亡，即使是在战乱中，都要面临伤及无辜的战争罪指控。若在太平时期使用农药破坏了环境，危及千百万人的健康以及未来世代的生存，又该当何罪？

由民间团体发起的“孟山都法庭”（Monsanto Tribunal），根据现有的国际法，在危害环境、健康、食物权以及威胁科学研究独立性等四项指控中，孟山都通通有罪。

除了在越战中生产橙剂，近20年来孟山都也参与哥伦比亚的反毒计划，以“草甘膦空袭”消灭古柯树，危害环境与健康。比照种族屠杀罪与战争罪，假若国际法中有“生态屠杀罪”（ecocide），这家美国农化大厂同样是罪证确凿。

去年10月，5位专业法官在荷兰海牙的“孟山都法庭”上，聆听来自世界各地的农民、律师与专家意见，审判美国农化大厂孟山都的罪行。由于法官没有调查的实权，这场由公民团体发起的国际公审只具有象征意义，判决也仅是建议性质。

虽是非正式的审判，但于法有据。曾担任欧洲人权法院法官的孟山都法庭审判长涂尔肯丝（Françoise Tulkens）强调：“孟山都法庭都是依照国际法院的规范，并遵循国际人权、国际人道公约审理。”她在去年发函邀请孟山都，但被告选择缺席，放弃为自己辩护的机会。

第一宗罪：危害环境，

土壤、水源、植物和生物多样都受害

经过6个月的审理，法官4月18日再度齐聚海牙，宣布孟山都“判决”。

任职华盛顿国际环境法中心（CIEK）且熟悉人权国际法的“法官”奥雷拉那（Marcos Orellana）首先宣读：“根据相关的证据与国际法对环境的规范，孟山都的作为对环境健康有负面影响。”

早在1972年，联合国于瑞典斯德哥尔摩举办的人类环境会议上，已经指出“健康的环境”是享有人权的前提，2014年的人权大会决议文也表示，“国际人权法承认了享有安全、干净、健康与永续环境的权利。”

奥雷拉那表示：“呈堂证供显示，孟山都影响了人类健康，尤其是农民的健康，动物健康也受到影响，土壤、植物、水中有机物和生物多样化都受到冲击。此外，许多国家的原住民和当地居民都没有获得足够的讯息，得知可能的影响。”

图左到右：人权法与环境法专家Dr Orellana、Judge Laam 以及Judge Tulkens

（出处：孟山都法庭）

巴西：饮用水、雨水和母乳

都有农药残留，蚯蚓、蜜蜂都遭殃

目前国际市场上大豆的主要供应国巴西，从2000年到2012年的农药用量成长了162%。这与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攸关，在2015年，超过一半的农药是用在大豆田。

巴西政府不只补贴农业公司，还补贴了化学产业，以压低农药价格。“最后是大豆田附近居民的悲剧，饮用水、雨水，甚至母乳中都有农药残留，先前传出有上百位师生中毒。”巴西公共卫生研究员费波（Marcelo Firpo）控诉。

斯里兰卡的农人（K.A. Saman Prasanna）说，喷洒含有草甘膦（glyphosate）的除草剂农达（Roundup）后，土壤软烂如泥，深层地下的蚯蚓纷纷死亡。

马雅族人普特（Feliciano Ucán Poot）也表示，墨西哥允许栽种抗草甘膦的转基因大豆之后，他的蜂蜜被转基因花粉污染，不再受到反转基因的欧洲消费者青睐，生计受影响。大量喷洒除草剂不只导致蜜蜂死亡，马雅玉米和南瓜也遭殃，饮用水和居民的尿液中都有草甘膦残留。（更多资讯，请看拯救蜜蜂）

阿根廷学童作画：不要在学校喷农药，这会让学生生病（出处：Juan Ignacio Pereyra）

第二宗罪：

掌控种子专利，危及食物权

环境受损、水源污染、土壤恶化，获取食物的权利也受到影响。“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”指出，每个人都应有取得合适食物的管道。

“听证时，许多人指出孟山都对生产体系、生态体系有负面影响，出现入侵性的品种、农达的效力渐减。甚至有农民的作物遭到转基因污染后，竟然被判要缴权利金给孟山都。”法官朗蒙（Eleonora Lamm）指出。

她说：“我们的结论是，孟山都的行为对食物权有负面影响。”

朗蒙在阿根廷担任最高法院法官，深知转基因作物对一个国家粮食体系的伤害。“不是所有农人都负担得起转基因种子，况且转基因污染让一些农人不得不改种转基因作物，结果是每年都要向孟山都买新种子，这威胁了生物多样化和粮食主权。”

阿根廷：传统农作凋零，超级杂草丛生

家中四代务农，已经接棒30多年的邦托（Diego Fernandez Bantle）见证了转基因大豆在阿根廷落地生根，反客为主改变当地农业的过程。

“舶来品”大豆在1970年代进入阿根廷，邦托的父亲也在1973年转种利润较高的大豆。多种作物轮耕的模式被单一作物取代，农场不像过去饲养牲畜，除草剂也取代了机械和锄头。“然而，最大‘里程碑’是1996年时，结合农达销售的转基因大豆进入阿根廷”，邦托指出。

转基因大豆的产量比不上传统大豆，农人起初无意采用，但农达低价竞争，而且阿根廷的两大农业机构都竞相推广，邦托开始考虑，技术顾问向他保证，“农达是中性的，不会有任何伤害。”邦托说：“如今我明白，这是谎言和诈欺。”

当年技术顾问还提醒，要在播种前杀死所有的草，才不会吸收作物生长所须的水分。多年坚壁清野的“焦土”政策后，土壤结块，“因为根部不易深入，微生物的活力减少。土壤的吸水力弱化，水灾频传。地力下滑，要用上更多的化学肥料。”邦托解释。

更大的恶梦是杂草出现抗药性，必须强化剂量搭上其他添加物，后来还出现了不怕农达的野桐蒿、多花黑麦草。邦托说，“一开始，每年每公顷只要洒上1公升的农达，如今需要10到12公升。”

邦托起先不愿栽种转基因玉米，但因为市场遭垄断买不到非转基因玉米种子，不得不改种。他在前年重新栽种非转基因玉米，“可是我不能申请‘非转基因’认证，因为都遭到临田污染。”

体认到转基因的坏处后，邦托在十年前开始想转为有机耕作，“可是阿根廷的农业机关里竟然没有人可以提供建议。我想，让懂得另类农法的专家消失，这也是孟山都的‘成就’之一。”

Diego Fernandez Bantle说他再也不希望回到惯行栽培（出处：孟山都法庭）

第三宗罪：危害健康

无法取得充足、安全的食物，人类也难保健康。“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”规定，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健康的权利。判决认定，“孟山都的作为对人类健康有负面影响。”

法国：农夫健康受损，胜诉却无赔偿金

2004年春天，法国农夫冯索瓦（Paul Francois）使用孟山都的除草剂“拉草”（Lasso）时不慎吸入，导致急性中毒，住院多天后在家修养5个多星期，尔后仍多次因剧烈头痛入院。

尿液与血液检验证明中毒现象与拉草有关后，冯索瓦发现加拿大、荷兰和比利时早已经禁用拉草，仍在销售的包装上却没有提示该农药的危险性，于是在2007年控告孟山都。2015年里昂法院判冯索瓦胜诉，但至今还没拿到一毛赔偿金。

在控诉的过程中，许多专家和医生担心得罪孟山都，拒绝协助冯索瓦，孟山都除了要求检查他的心理状态，还频频威胁，“先是说我没有中毒的证据，即使真有中毒，也无法证明农药罐里装的就是拉草，还怀疑我买的除草剂不是拉草。他们甚至主张，我中毒的时候，我太太应该请法警来查验农药，而不是赶紧把我送医。”

担任审理法官的加拿大农业与贸易法律师席布曼（Steven Shrybman）指出：“孟山都制造、销售了许多含有危险成分的产品，像是现在被禁止的多氯联苯（PCB）不只会致癌，还会影响生育功能、孩童成长以及内分泌、免疫系统。”

当许多研究指出草甘膦会致癌时，欧洲食品安全局（EFSA）、欧洲化学管理局（ECHA）表示不会致癌。“不过，欧洲的两个机关都没有充分考虑，在食物、饮用水和人类的尿液中都有草甘膦残留。而近来加州法院解密的文件也说明，在研究草甘膦对健康影响时，孟山都操弄科学。”席布曼解释。

他进一步指出，“至今转基因作物对于健康的影响不明，这主要是因为转基因研究不透明，一些专家甚至无法进行独立的研究。”

第四宗罪：

迫害科学家，威胁科学独立研究

经过二年实验，法国学者塞拉利尼（Gilles-Eric Seralini）在2012年将研究成果发表在经由同行审查的《食物与化学毒理学》期刊上。论文指出，喂食孟山都转基因玉米Nk603和农达的老鼠罹癌比例偏高，肝和肾出现病变，寿命也较短，呼吁进一步研究。这篇论文引起激烈辩论，孟山都并动用科学界与媒体力量攻击赛哈里尼。

面对毁谤，塞拉利尼打赢两场官司，并获得德国科学家联合会颁发的“揭秘真相者”奖章。在压力下他仍坚持指责，孟山都谎称草甘膦是农达的有效成分，事实上，这项全球使用最广的除草剂中，含有毒性更高的成分。用农达实验而不只是草甘膦，发现对肾脏、肝脏与内分泌的毒害。

塞拉利尼（左）关于转基因玉米的研究，引来孟山都攻击（出处：孟山都法庭）

加拿大的微生物学家秀帕拉（Shiv Chopra），因为拒绝核可孟山都研发的牛只用荷尔蒙，遭到健康部施压停止担任该部顾问。任职乌拉圭全国农业服务局主席期间，农学家罗维拉（Miguel Lovera）拒绝核准大豆以外的转基因作物栽种，结果是孟山都不断要求政府撤换他的职位，并抹黑他。

“当有研究要求保护环境和公共健康，孟山都便威胁、贬抑独立的科学研究，并且施压政府，这侵犯了科学研究的自由，也剥夺社会监护基本权利的可能性。”公审孟山都的法官席布曼继续指出，“科学研究自由是不可或缺的，而且与思想、表达自由、获得信息的自由息息相关。科学家必须能够自由表达意见，并在担任发出警讯的‘吹哨者’时获得保护。”

根据“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”，孟山都危及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自由，罪名成立。

“

如果有‘生态屠杀罪’，在越战生产橙剂的孟山都，应受国际刑事法庭审判。

”

加拿大的微生物学家秀帕拉（Shiv Chopra）这样说。

看似客观的科学研究可以是人类社会向上提升的利器，也可能是杀人的凶器。

曾担任美国耶鲁大学植物系主任的盖尔斯顿（Arthur Galston）1943年在博士班期间，发现三碘苯甲酸（TIBA）在促进大豆开花时，也会造成落叶。

在他的研究基础上，美国军方研发出“橙剂”（Orange Agent）。从1962年到1973年间洒下7000万公升橙剂让越南丛林落叶，敌军无所遁形，但也伤及士兵，造成许多畸型胎儿，对环境与健康的影响延续至今。

身为“始作俑者”，盖尔斯顿指责使用橙剂的美军违反联合国对化学武器的规范，提出“生态屠杀罪”一词，并亲自前往越南勘查对环境的伤害。

“当前的科学太过强大，科学的发现可能在社会上随机造成副作用。我们要严格审阅和监管，在这任务中，科学家必须扮演重要的角色。”这是盖尔斯顿在1972年发表的看法。

言者谆谆，听者藐藐，科学家呼吁担起社会责任时，孟山都则趁机发战争财，为美军生产橙剂。“碍于现行国际法和缺少证据，我们不能断定孟山都犯下战争罪。然而，孟山都依稀知道它的产品对人类健康与环境的影响。如果国际法中增列‘生态屠杀罪’，相关的事实就可以在国际刑事法庭（ICC）上审理。”涂尔肯丝表示。

越战中喷洒橙剂后的橡胶树（出处：Arthur Galston）

橙剂未绝，哥伦比亚生态毒杀又起：

用“草甘膦空袭”反毒

逝者已矣，孟山都在越战的罪行难以追溯。但往事并不如烟，空中喷洒的除草剂烟雾，在21世纪仍笼罩南美洲的哥伦比亚。

1978年耶诞夜出生的穆坦芭荷（Pedro Pablo Mutumbajoy），在哥伦比亚南部爱尔特雷波（El Trebol）有块地，在这片与厄瓜多、秘鲁交界的土地上，他试着复育热带树林，但为了生计，也和其他农民一样栽种可以提炼古柯碱（编注：即可卡因）的古柯树。

穆坦芭荷的土地遭到四次“草甘膦空袭”，理由是美国与哥伦比亚政府雷风厉行“扫毒计划”，利用飞机喷洒除草剂，从空中歼灭古柯树。他解释着，“前三次，我确实还在种古柯树，但2013年被喷洒时，我已经没有古柯树了，而我损失了350棵要当建材用的树木。”

草甘膦“空袭”哥伦比亚古柯树（出处：美联社）

哥伦比亚政府统计，“扫毒计划”从1994到2014年洒下了2230万公升的草甘膦，涵盖了186万公顷的土地。穆坦芭荷说：“这些草甘膦比市售的浓度高出一倍。全面的喷洒不只影响了非法作物，也伤害了森林、灌木丛、牧地、水源、牲畜、鱼和自家栽种的作物，以及人们。我还看到，一只在喷洒后出生的小牛少了后腿。”

“孟山都是美国军工复合体的一部分，必须为生态屠杀和造成疾病负责，因为孟山都完全知道，草甘膦在哥伦比亚是当作化学武器使用。”穆坦芭荷居住的地区也是反政府游击军的阵地，扫毒名义下是内战的缠斗。

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把草甘膦列为可能致癌物后，哥伦比亚政府终于宣布禁止从空中喷洒除草剂，但仍可以在手工铲除古柯树时，使用草甘膦。

哥伦比亚政府在2001年推出受害者补偿计划，“但是有96%的申请案件被退回。受害者多是教育程度不高的穷人，乡村小区也不可能有卫星定位技术，提供需要的证据。”穆坦芭荷解释着，“受理补偿申请的，就是扫毒计划的执行者，也就是球员兼裁判，无法保证任何程序透明。”

视人民如草芥的哥伦比亚政府，倒是在2013年同意赔偿厄瓜多1500万美金，补偿受到草甘膦空袭波及的邻国。自家政府“宁赠友邦，不予家奴”，穆坦芭荷不胜唏嘘。

呼吁环境正义：

向腐朽的政经结构宣战

“在世界贸易组织（WTO）的架构下，双边贸易投资条约、自由贸易协议等都在保护投资者，逐渐弱化国家保护人民与环境的能力。国际人权、环境法以及贸易与投资法规间的鸿沟也越来越大。”孟山都法庭法官席布曼表示。

企业的权利与义务间也有巨大的落差，“当跨国企业侵犯基本权利时，应该被视为法律主体，担起更多国际人权法规范的责任，可以在国际刑事法庭受审。”席布曼说。

虽然罪行重大，但跨国企业财大气粗甚至对国家颐指气使，孟山都并非单一个案，问题根源在政治经济结构。即使与拜耳顺利联姻，孟山都也不会一夜间洗心革面，而越来越大的农化大厂同样要受到规范。

法官奥雷拉那说，“孟山都法庭的意义在于打造了应对的工具，厘清了问题面貌，接下来有赖民间社会联合行动。”

诸葛亮献计，成千上万的臭皮匠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，降伏巨灵（编注：指追逐私利的国家）与巨兽（编注：指跨国企业），仍有几分胜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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